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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周公世家完齐鲁再辩上
先来看两段史料，一是来自史记的鲁周公世家，一是来自淮南子的齐俗训。
这两段记载都涉及到春秋齐国与鲁国的治国思想。
史记鲁周公世家
“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，三年而后报政。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，革其礼，丧三年然后除之，故迟。太公亦封于齐，五月而报政周公。周公曰何疾也曰:吾简其君臣礼，从其俗而为也。及后闻伯禽报政迟，乃叹曰呜呼，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。夫政不简不易，民不有近。平易近民，民必归之。
周公封于鲁，留周，安排儿子伯禽就国，三年来述职。周公很奇怪，为什么三年才来，太久了吧伯禽表示，您老人家不知道，很麻烦啊，鲁地的文化风俗与我们的礼制不合，要彻底的整改，三年才像样子。同为周朝开国功臣的太公封于齐，五个月便前来述职，周公惊讶，太快了吧太公说我就四个字，因俗简礼。周公听了很受启发，也很感叹，觉得太公这种平易近民的政策将来齐国必强，恐怕鲁国要臣服齐国了。
淮南子齐俗训记载
“昔太公望、周公旦受封而相见，太公问周公曰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亲亲，太公曰鲁从此弱矣。周公问太公曰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尚功。周公曰后世必有劫杀之君。”
建国后，周天子召开诸侯集中会议，太公与周公见面，太公请教周公“敢问您的治国经验”，周公说“尊尊亲亲”，意思是尊敬地位高的，亲近宗亲。太公听了，有道理，但是这样国家发展可能会差一点，没有贤能的人可用。周公又问太公“您的经验”太公说跟鲁有不同，“尚贤，谁有功用谁奖励谁”，周公说，嗯，也不错，但是这样后世会引发争斗吧。
那么史记是普遍被世人公认的信史，在史学乃至文学上有着极高的地位。一是它的可信性，“其文直，其事核，不虚美，不隐恶，故谓之实录”汉书，“迁文直而事核。”后汉书班彪传论。一是它的特别性，“凡百三十篇，亦欲以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。”“夫春秋，上明三王之道，下辨人事之纪，别嫌疑，明是非，定犹豫，善善恶恶，贤贤贱不肖，存亡国，继绝世，补敝起废，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。拨乱世反之正，莫近于春秋。司马迁采取了春秋笔法，在叙述历史中加入了“褒贬”，有他自己的看法。
当然，也很有许多的反面评论，大旨视史记为谤书。譬如三国故事，董卓伏诛，蔡邕在司徒王允侧，闻之惊叹。王允怒其悲董卓，乃下廷尉，欲杀之，邕自狱中上书曰，欲“黥首刖足，继成汉史”，允不从，曰，“昔武帝不杀司马迁，使作谤书流于后世”，遂诛蔡邕。蔡邕这个人，是东汉的大儒，博识远见，旷世逸才，他希望服刑留下性命完成汉史，但是王允不同意。他说你蔡邕这个人不老实，虽然才学天下你第一，但是你要写的东西估计跟司马迁一样，讥刺时政，非当朝之意，你写的再好也跟史记一样是谤书。
据说武帝取孝景本纪和今上本纪阅看，多见讥刺之语，怒而削之。
扬雄责司马迁“不与圣人同，是非颇谬于经”
东汉史家班固以为史记“微文刺讥，贬损当世”
范升上书指出“太史公违戾五经，谬孔子言”
班彪也认为司马迁不能“依五经之法言，同圣人之是非”。
到三国时，谯周还在抱怨司马迁“或采俗语百家之书，不专据正经”
史记有谤书之议，起于西汉，至东汉，多以无益传述圣王之道而菲薄之。
史记的历史地位，直到李唐，才得以确认。这多半是因为李唐崇尚老子，司马迁的史记中糅杂了许多黄老思想，并不是非常的尊崇儒家，而且李世民执政的合法性在儒家看来似乎并不是那么光彩。两汉之际，儒学基本将史记看成“微文刺讥”的讽世作品。这也很容易明白，西汉末，尤其是汉武帝时期，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以儒学的角度来看司马迁的“史记”会非常的别扭，所以批评史记“是非颇谬于圣人”。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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